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巴金
来源: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巴金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6-01-12    【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巴金  

  踏上了轮船的甲板以后,我便和中国的土地暂别了,心里自然装满了悲哀和离愁.开船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地往后退离开了岸,一直到我看不见岸上高大的建筑物和黄浦江中的外国兵舰,我才掉过头来.我的眼里装满了热泪,我低声说了一句:“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予.我的亲人生长在这里,我的朋友也散布在这里.在幼年时代你曾使我享受种种的幸福;可是在我有了知识以后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源泉了. 
  在这里我看见了种种人间的悲剧,在这里我认识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身受了各种的痛苦.我挣扎,我苦斗,我几次濒于灭亡,我带了遍体的鳞伤.我用了眼泪和叹息埋葬了我的一些亲人,他们是被旧礼教杀了的.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在这里人们在吃他的同类的人.——那许多的惨酷的景象,那许多的悲痛的回忆!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的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么能够离开你们!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徐开垒:巴金传:“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1927 年1 月15 日早晨,在上海是个阴冷的天气,朔风彻骨,滴水成冰,经过一夜的天寒地冻,各条马路又出现了一具具冻毙的尸体.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还在街头忙着收拾尸体,而外滩的那些洋行大班们,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车上兴匆匆去上班.在黄浦江的公和样轮船码头,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的上般,响起一片杂乱的喊声.
    从法租界马浪路开来一辆出租汽车,在码头边停靠后,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其中两个是准备上船去的留学生,另外两人是来送行的朋友.两个留学生中,一位是高个子卫惠林,从他胖胖的圆脸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热情直爽的性格.另一位相对来说,比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笔名写小说的李尧棠.他戴着眼镜,穿着一套在虹口旧货店买的西装,披着外套.下车后,他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见附近有一个邮筒,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昨晚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苏州东吴大学李尧林先生收.”他跑过去把信丢进邮筒里,顺便还向站在自己身边叫卖的报贩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他很想看一看当时销数很大的《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但这两个报社却已在三天前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了,今天买到的只有《申报》.
    《申报》上刊登着美国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苏彝士的军舰开赴上海;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以及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纷纷调遣来沪的消息.看来半年前进军北伐的革命军眼前节节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形势趋于紧张.尧棠看了报,脸上浮起一层兴奋的表情,但又意识到自己就要离开上海了,来不及迎接这个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遗憾.回到码头上,他正准备上船,和那两位送行的朋友道别,不料这时来送行的朋友毕修勺,在人群纷乱中被一个骗子骗走了一百元钱.毕修勺是《民众》杂志的编辑,左拉作品的翻译者,他曾于1920 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才一年.大家认为他既然出过国,上下轮船码头有经验,所以请他做代表,来为尧棠、惠林送行.他们一到码头上,就有一个人自称是轮船公司的接待员来对他说,可以帮助他们把行李装运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费.他信以为真,抢着把钱交给他.顷刻间,这个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而行李却还在他们身边——这是尧棠出国前的最后一刻,上海社会给他留下一个六十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印象.
    他们终于登上了船.那是法国邮船公司所属的一条叫“昂热号”(Angers)的小船,是驶往法国马赛的.他们上般后,接受了出国护照检验.李尧棠的护照上这样写着:
    中华民国外交部特发给李尧棠(年龄二十一岁,职业学生,籍贯四川成都)以5583 号赴法国护照,务盼沿途文武官员遇事妥为照料.
    尧棠是1904 年11 月25 日出生的,出国时还不到二十二足岁.这二十二年的经历,虽然不长,却已尝够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现在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邮船慢慢地离开码头,江边高大的建筑物逐渐变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渐渐远去,以至看都看不见了.他的两眼噙着泪花,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离开这块生我育我的土地了,这块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亲人和朋友!它曾经给过他幸福的幼年,给他知识,又使他感受到许多不幸和悲哀.
    望着这块渐远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爱一切人的母亲,和他那开朗乐观、经常带他出门散步的父亲,以及二姐苍白的脸,三姐临上轿挣扎的形状和哀哀的哭声.还有可怜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溃中遭受着灾难,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而仍忍辱负重,承受着各种负担.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过着这样的日子?有多少年轻的生命牺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压迫下?又有多少无辜的劳苦大众,像成都正通顺街上几家公馆里的轿夫、老仆们那样劳苦一生,到头来只落得瘦骨伶仃,住草屋、食糟糠,甚至冻毙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这里有歌谢舞厅,绅士淑女,也有一无所有的劳工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这里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里有严肃的工作,有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里也有荒淫与无耻,有贩售肉体的交易所和出卖灵魂的市场.
    邮船离开这块大地越来越远了,终至看不见望不到,尧棠禁不住热泪盈眶,想起旧俄时代流行在西伯利亚的一首歌子:“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同时他用自己的语言,从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话来:
    “祖国哟,我恨你,但又不得不爱你!”他走到二层楼自己的房舱里,把行李放好.这是三等舱,房间里有八只床铺,他与卫惠林被安排在面对面的两张铺上.他们的房舱对面,便是餐厅,餐厅里有几只长桌,可以坐许多人.以后他们二人就要每天早上在这里喝咖啡了,下午还要在这里喝茶.当然午餐和晚饭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三等舱空气不够流通,十分闷热.幸亏在四层楼有个散步休息的地方,尧棠来到这里,觉得抬头可以看见青天,低头可以看到大海,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这里对面是头、二等舱,望得见西洋绅士和贵妇们在这里来来往往,这些人大都气字轩昂、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难看出隐藏在他们内心的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人觉得难受.
    昂热号已驶出吴淞口,停着许多外国轮船的黄浦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尧棠对自己家乡和亲人的想念,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想起这次出国留学,没有大哥的资助和三哥的关心,是不能实现的.三哥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同在和蔼慈祥而又有文化的母亲指导下认字读词,同样接受母亲“爱一切人”的教导.父母去世后,三哥用真挚的爱温暖着尧棠的心,他是母亲“爱”的继承人.自从他们兄弟俩离开成都后,不论在上海,在南京,总生活在一起,同在一盏灯下做功课.他们始终保持着穿竹布长衫、戴滚圆的琳瑁边眼镜的内地学生形象.直到尧林进苏州东吴大学,尧棠回上海养病,两人才分开.
    但是他们仍不断通信,互相关心各人的生活.这次尧棠出国,尧林来信说:
    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要他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细越好.尧棠在当晚写的回信,就是刚才在码头上寄发的,信中说:“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拦了我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是离得很远的.但我想以后我会一天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你不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泪……”但在事实上,就在此刻,尧棠站在这条船的四层楼甲板上,望着大海,望着天空,想着想着,他的泪又从他的眼角淌下来了.
    当天晚上,尧棠和惠林各在铺上躺下,一天的旅程使他们都感觉到有一点疲劳,但惠林还是翻阅着早上尧棠从码头上买来的报纸.他对尧棠说:“现在国内形势比较紧张,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慌成一团,帝国主义也纷纷派遣舰队来上海,看来北伐军已逼近上海了.”尧棠口答说:“对,应该说,中国现在己进入了革命的时期.可是这已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运动,而是整个民众的革命运动了.”卫惠林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还想再说几句,但熄灯时间快到了,又见尧棠已闭起眼睛,准备入睡,也就不再作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直到后来在巴黎拉丁区一同住下来,才有机会充分开展.
    晚上,尧棠感到一点头昏,虽然没有因晕船而呕吐,但总觉得不太舒服.
    他仍沉浸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中,闭起了双眼,分明看见许多人在面前活动,还和他对话.好像千万件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他的心头.只要平时见过一面,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他一眼的,他都无法忘掉他们.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他放心不下.尧棠回想他的大哥从小深受父母宠爱,读书也读得很好,中学毕业时还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许多美好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都一一归于破灭.父母和祖父死后,他作为长房“承重孙”,简直成了大家庭中众矢之的,至今还在受各种不应承受的折磨.而他自己到处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义,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在他们兄弟俩离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岁儿子夭折的打击.啊,像他这样生活着的人,能活得长久么?自己这次出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还能见到他么……? 尧棠这样想着大哥的命运,禁不住想立刻写封信给大哥,对他说,“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洋越过高山而达到你的耳边吗……? 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终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尧棠在海上的生活就习惯了.第三天早晨8 点钟,船靠了码头,有人说已经到了香港,停在这里要到下午4 时才开航,尧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观光.只见岸上阳光满树,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一问才知道这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由于人地生疏,他们为了寄信,在九龙竟耽搁了许多时间,正想摆渡去香港,不料天下起雨来,只好回船.还没回到般上,天却又放晴了,他们便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好发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馆,两人坐在里边喝茶谈心,顺便买了一些点心吃,这样把时间打发到下午2 点钟,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却没有去成.
    他们所住的这三等舱的房间里,虽有八只床铺,却只住了四个人.除了尧棠和惠林,一个是姓彭的四川同乡,是个学化工的留学生,与他俩性情相投,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另一个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新加坡去投亲的程君,他为人很和善可亲,只是因为要经常去隔壁房里照顾家卷,就不能与他们时时在一起.那天船到西贡,靠岸卸货,甲板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鼎沸.
    尧棠就与卫、彭两位上岸,去领略当地风光,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南方明亮的阳光,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也十分宽广,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越南人(当时叫安南人).中国人不多,但他们恰巧遇到了一位.他是个广东人,一家商店里的店员.他们走进这家店里问路,他就把他们拉往了,不但热情地为他们指路,还告诉他们怎么兑换钱,请他们到店里坐,说他是广东人,来这里不久,上岸时受尽了侮辱和麻烦;他说法国人统治越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压迫,都是不放松的,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孩子也要纳税,鸦片烟倒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鼓励吸鸦片.他说着,还陪他们去买火车票,到堤岸去玩.第二天一早,广东人又上船来,领他们上岸去游植物园,他的热情使尧棠和卫、彭都很感动,临别,彭送给他一本国内出版的书,书名《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
    那天晚上,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在甲板上听停泊在海轮旁的小木船上的船客弹越南乐器,凄凄切切的声调,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特别是想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三姐爱过他,他也曾听过三姐幽怨的笛声,而现在她已永远离开他,他也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隔了几天,船行驶到新加坡,和尧棠他们同住一室的程君,带着他的家眷上岸了,空出来的铺位,由一个姓邓的广东人顶替了.邓君在新加坡工作,这次是到法国去购买机器,因为他原是机电系的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六年,对法国是十分熟悉的.邓既通法文,又懂英语,更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当然更不必说了.邓君又是个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这就使来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国留学生,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机缘.在香港上船的两个留学生李和黎,也常来尧棠他们这房间叙谈,加上原来在上海与他们一起上船的三个北方留学生,研究文学的范,学数学的巴和刚在北平青德中学毕业的杨,一共九个人,每天晚上总是在甲板上,躺着帆布椅,畅谈各种问题.
    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或是妇女问题,大家谈得很痛快,毫无拘束.
    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还使尧棠看到各种奇景,那是大海与日月的结合,美与光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毫无疑问,尧棠在这里领受了大自然的赐与,他的胸襟有了更深的开拓.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难的人们的遭遇.有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没有能够在西贡登岸,因为法国警察盘问了他们,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回到船上,还受到茶房责备,也只好忍受着不吭声.他们在船上实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板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里,他们却站着,风浪大时,就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天气炎热,人家都脱了外衣只穿衬衫,他们却穿着一套厚西装.到新加坡上岸了,尧棠望着他们的背影,既可怜他们的遭遇,又对他们的“忍受”感到厌恶.他以为只有反抗,人类才能得救.“忍受”的结果只能得到死亡.在船上,尧棠还看到五个黑人的孩子拼死搏斗,只是为了捡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个铜子.“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卫惠林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尧棠为这一残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时这些景象也都勾起他对自己祖国受难者的思念.自己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人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他忘不了童年时带领自己的女仆杨嫂,青年守寡,终于发疯致死;厨司老何和管监刘升,挨了老爷板子,还要向老爷叩头谢恩;书僮赵升,为李家做了几十年的奴才,临死只得到一条破席子,盖在尸体上.一个轿夫因被诬陷做贼,气忿而悬梁自尽.老仆周贵则因偷窃字画,被逐出李公馆,沦为乞丐,最后冻毙在寒冬岁暮的街头.
    不幸的乡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发生,苦难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漫长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尧棠早晨看海边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多彩,却又十分寂寞,他几乎天天在回忆祖国和故乡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二十一年生活的征程,他又几乎天天为两个哥哥写旅途通讯,诉述在船上发生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同时他并不忘记从英文本和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们总是看到他不是在闷热的房舱里埋头写作,就是在餐厅里俯首疾书,有时甚至在休息室里,也低着头看书写字.
    轮船驶经印度洋面,尧棠给他的两个哥哥写了一封信,诉述了他心中的矛盾与苦闷.信中说“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天天走向孤独了.……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愤怒地对自己说:
    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吧,不要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可以彼人忘却.这一年来的生活,尤其这半个多月,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另外,他在船停靠在锡兰时,看了科伦坡大佛后,还给一个年长的姓沈朋友写了一封信.
    “……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够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人们知道尧棠离国赴法,根据他的愿望,是为了去学习经济学,考察社会运动,并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但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些斩钉截铁似的“信条”来看,他的思想实质,却往往充满了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灵魂的呼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将在几年以后,人们才会从他发展成为一个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这一事实,来找寻到答案……
    2 月22 日海轮通过苏彝士运河,使他们有机会饱览到两岸茂盛的树林和秀丽的风景.船到了塞得港,虽未靠岸,人却能依靠小船划到岸边去.卫和彭觉得不方便,尧棠却鼓起劲头上了岸,在海滨看了中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勒赛卜斯的铜像.据说苏彝士运河的修建,是他发起并主持的,因此铜像的石座上刻着一行拉丁文,意思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而铜像勒赛卜斯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江海,眼睛望着地中海,他的形象,确是体现了那么一种很有抱负的神情.和尧棠一起上岸的是在科伦坡上船的一个英国人,他是医科学生,又是基督教徒,因而他要尧棠和他一起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教堂.回到船上,尧棠看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卫、彭、邓、黎,禁不住高兴得自豪地说:“我总算到过非洲了!”离开塞得港,船便进入了风大浪急的地中海,朋友们都感到非常不舒服,有的甚至呕吐不止.尧棠却照常能下床洗脸,进餐厅喝牛奶,这是出人意料的.两天以后,地中海风平浪静,而且天气晴朗,气候凉爽;经过意大利和瑞士,岸上美丽的景色,更吸引了船上人纷纷登上甲板向它燎望.“明天就可以到达马赛了!”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周围的人顿时活跃起来.在上海上船的旅客们屈指一算,都说:“海上三十四天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尧棠感到这三十几天的日子,过得既长久,又好象很迅速,因为船上与大家结成的友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晚上尧棠在甲板上望着明月踱步,风吹着他的头发,他不免对这三十四天的生活有点留恋.但他又似乎急着希望明天快些到来,明天就可以到法国了.海上美好的夜景,这对他已无意欣赏了,夜是那样长,他也不想睡眠,他感觉到寂寞.他又想起自己的祖国,自己那不幸的乡土,和他的两个哥哥.他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时大哥在成都,三哥在苏州,他们也会望着这轮明月思念远在国外的四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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