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军中校在“中国战俘营”的生活
来源:环球时报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7-0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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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干部抬运印度战俘病员

  近日,在多方协助与努力下,滞留印度54年的中国老兵王琪终于归国团圆。回顾50多年前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那场中印边境冲突,中国军队除收复大片固有领土外,还抓获3212名印度战俘。但当中印两国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后,中国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释放了全部印方被俘人员。当年,印度陆军通信中校K·K·提瓦力在塔格拉山下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全程见证了中国宽待俘虏的仁义之举,他也承认:“50年前的战争,是新德里自取其辱。”

  深夜束手就擒

  1959年底,年轻的提瓦力中校被派到绰号“红隼”的印军第4师,当上通信联队主官。此时,奉行“前进政策”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把第4师当成攫取“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的“急先锋”。

  1962年9月,提瓦力一路跟随第4师第7旅旅长达尔维,确保命令能顺畅传到基层单位。10月19日深夜,提瓦力随第7旅旅部进驻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尔,憧憬着明天冲上塔格拉山主峰。然而,所有的遐想在20日凌晨宣告终结,一阵阵炮声把提瓦力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了!提瓦力匆匆带着两个勤务兵奔向掩体,但中国军人的动作更快,没等他们找到机枪,几名解放军就冲进来了。提瓦力拔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试图抵抗,但立即被解放军制服了。后来得知,中国军队仅用一天便全歼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在原始丛林里转悠了数十小时,最终也束手就擒。

  在被俘的头几个小时里,提瓦力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印度战前宣传都把中国人比作二战的日军,那是印度官兵记忆深刻的经历。当年印度人作为英军的一部分在新加坡、缅甸作战,被俘的结局要么是被斩首,要么就是充当奴隶劳工。幸运的是,中国军人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敌意,当印军解除武装后,他们主动生起火堆,让俘虏们取暖,还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进行掩埋,插上标记。

  细致的战俘登记工作

  10月21日,提瓦力跟着百余名俘虏,在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下跨过南卡楚河,前往中国设立的战俘营(标准的说法是“收容所”)。由于高效的组织,整个过程没有出现什么意外,提瓦力还发现几个在丛林里掉队的俘虏主动找回宿营地报到。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琼结县收容所,那是西藏三个战俘收容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尽管中方提供的生活用具十分齐全,但提瓦力总觉得睡觉不踏实。他忽然注意到外面有一堆果壳,于是来了灵感,征得中国干部允许后用果壳做了床垫,这下子算是睡踏实了。

  在提瓦力眼里,中国干部尤其重视俘虏的登记工作。提瓦力回忆,当时中国为印俘准备的登记表都是中英文对照,因为中方强调所有项目都要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和提瓦力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名姓佟(音)的解放军中校。佟中校很诚恳地向提瓦力请教关于印度官兵的军衔职称以及姓名方面的问题,因为这名英语纯熟的中国军官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困扰登记工作的还有大批印俘重姓重名(如“拉詹”“库马尔”“辛格”等),而且不少人图方便,没有填写姓名全名,只是用字母缩写代替。佟中校向提瓦力等印度军官探讨后了解到,印军人事管理有一项“军号制度”,能有效解决“谁是谁”的问题——每个印度军人都有7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单独军号”,军官军号前面还冠以英文代号进行区分。

  当然,在登记过程中,中印双方也存在不少矛盾。中方干部很在意印度俘虏填写的准确被俘地点和时间,防止出现漏洞。在新疆斯潘古尔被俘的一名印度军官故意把被俘地点填写成在“印度楚舒勒”,而一名在西藏瓦弄被俘的印度士兵误填为“印度瓦弄”,中方干部均予以纠正,防止产生外交问题。

  “中印军队真是不同”

  让提瓦力好奇的是,收容所没有常见战俘营那样的铁丝网或围墙,中国军人只在较远的地方设立岗哨。一个收容所生活的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印度官兵普遍不爱吃萝卜,而青藏高原冬季只有萝卜白菜,为解决矛盾,中方干部还手把手教会印俘如何把萝卜做得好吃。

  承袭英军传统的印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中国后尤其“水土不服”。提瓦力记得,几名印俘尉级军官提出每天应该喝牛奶甜茶,不达到要求就闹抗议。但中方态度却十分坚决,包括佟中校在内的几个干部反复对那些印度军官进行教育工作,“解放军官兵的生活水平和广大中国人民一致,不能像资产阶级军队那样享受特殊”。印度基层士兵爱吃甜食,也提出要大量供应糖,但中方解释说,中国人没有吃甜食的习惯,生活供应标准里的糖不多,而且运输也不方便。不过后来中国管理方还是在糖的供应上由每人每天3钱(15克)增至6钱(30克),那些闹情绪的印度军官们也逐渐认同了。

  最让提瓦力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原则。印度军官都配有勤务兵,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士兵也认为“军官不劳动”“理所当然”。一次,印俘中队随中国干部去山谷拾柴,印度士兵看见中方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纷纷猜测:“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如果谁不好好干活,一定会被捆起来。”但他们后来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们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真是大不相同。”

  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干部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一个印俘理发兵说:“我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可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过这样好的日子还是第一次。”

  “中国军官讲得有道理”

  中方收容所里,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但印俘军官和士兵的观感却大相径庭,前者担心中国人“洗脑”,而后者则普遍赞扬中方宽俘政策和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

  在与中国干部的思想交流中,双方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是什么?包括提瓦力在内的所有印俘军官,第一句要强调的话便是“‘麦克马洪线就是(印中)国界”。不过中国干部没有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向印俘们讲解传统习惯线是怎样形成的。随着介绍的深入,开始有人承认,“过去新德里根本没告诉他们有什么传统习惯线”。当然,由于顾虑回国后的前途问题,多数印俘在集体场合往往不敢公开承认解放军自卫反击的正义性,但他们自己内心是有考虑的,有时私下和中方干部交谈时会说:“中国军官讲得有道理”“印度有人想靠打仗发财,才使边界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印俘们大多亲历过20世纪50年代中印人民友好的岁月,“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就成为中方干部争取印俘最有效的口号。事实上,在1963年所有印俘回国后,印度国防部曾进行严厉的甄别与审查运动,但中国的观点已然在印度战俘中传播开来,印军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似乎有非常有效的宣传机构。”

  回国前受邀参观中国内地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早在3月26日,印俘们就得到通知,他们不久将被释放。为了满足印俘军官提出的希望参观中国内地的愿望,中方宣布全部校级以上印俘经内地遣返。这样,尽管提瓦力等人的身份还是战俘,但已经不被看做敌人了。中方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西服和皮鞋,并准备了个人用品。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达尔维准将、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他们在北京观看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焰火,还同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中方接待人员很有分寸,他们称印度被俘军官为“先生”,和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从不用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言语。一名印俘中校说:“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反印漫画和标语,人民的言行中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大不相同。”

  5月4日,印俘军官在昆明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班机回国。在交接仪式上,达尔维准将代表全体印俘军官向记者们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还有中国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了。”

  上午9时,搭载印俘军官的飞机从昆明起飞,预定于13时30分抵达加尔各答。没想到途中机组说机械故障导致起落架打不开,大家可能会摔死。最终飞机于14时30分迫降在达姆达姆时,几十辆消防车严阵以待。提瓦力心想:“如果我们因印度的飞机迫降死在印度的话,那真是命运的绝大讽刺!”

  李苏宁

  (据《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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